现在有人说教学任务太重没时间搞科研，但我认为教学和科研如同“车之两毂”，好比我们以前用的那个地排车有两个轮子，无论哪个偏了，车子失去了平衡，都不可能走远。我搞科研也没什么秘诀，就一个字——“钻”，一是在别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找问题；二是认准一点后潜心钻研，深入进去。
1970年，全国上下都在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讨厌没完没了的批斗和争吵，希望做点实际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知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要把“优选法”推广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所以我主动请缨，要求到厂矿去做推广工作。华先生关于推广“优选法”的小册子非常通俗易懂，连不识字的工人、农民都能掌握。由于过于通俗，许多数学老师失去了兴趣。但是我没有丧失兴趣，因为我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，老师教给我，别人找不到问题的时候仍然要去思考、去探讨。搞科研的人，就应该有这个素质，牛顿的万有引力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、非欧几里得几何的诞生等等，其实都是源于对看似自然平常现象的深入思考。
在推广工作中我发现有些方法并不完善，可以改进，于是我结合实际调研，深入研究和思考，在全省“优选法”交流会上向中科院专家请教，交流中得知我思考的这个问题已经被专家们解决了，但是我并未灰心。我的这种钻研精神受到华门弟子数学家吴方先生的赏识，并应邀参与其他课题的研究，这使我很受鼓舞。1974～1975年间，我结合学习研究，以“一个求极值问题”为题目在《科学通报》《数学学报》上与他人合作发表了几篇论文，成为我校在国家级学报上发表理科论文的第一人。1978年5月，受推参加山东省第一次科学大会，被省委省政府授予“先进科技工作者”称号。
随着对“优选法”研究的深入，我自然而然地迈进了运筹学这个新的学科大门。通过刻苦学习和研究，我成为国内较早接触运筹学理论的一批人之一，先后担任过中国运筹学会理事、山东运筹学会副理事长及山东数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。在我的带动和影响下，我校不少教师加入了运筹学研究领域，逐渐形成了一支在国内颇具影响的团队，我们学校也遂在1990年获批“运筹学与控制论”硕士学位授予权，成为山东省仅有的3所拥有该专业硕士点授予权的高校之一，并成为全国煤炭系统首家拥有该专业硕士点授予权的高校。1991年，中国首次最优化学术交流会议在我校召开，进一步扩大了学校影响力。
运筹学是系统工程、管理科学、工程优化等学科的重要理论支柱和重要工具，运筹学的强大，为我校上述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我积极参与其中，发挥着支撑、促进和配合的作用，为相关学科领域人才的培养尽心竭力。回忆当年，向别人求助时的挫折、寒风之中忍饥挨饿手抄资料的艰难与辛酸，正应了“那时虽人数寥寥，但以一当百，他们的艰苦创业精神足以永为后人之楷模”（《中国数学会史料·序》）那句话。
放眼当前，看着信息学院的发展壮大，我心里是无比激动的，所以在信息学院院庆的时候我写下了这首小诗，以表达我的心情：
山根栽下小苗枝，海边芳菲正当时；
他年吾辈重相会，宏业更与青云齐。
选自《科大故事①》（2016年9月出版）（讲述：袁云耀 整理：宋荣华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