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七级有个学生叫冯泾若，学习是出了名的用功，像个书呆子似的，人际交往不是很擅长，他就爱学习。读大学前，他是兖州矿务局南屯煤矿采煤机组的维修工人，连高中都没有读完。但他爱学习，人家下班时间休息，他却在学习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他很顺利地考入山东矿业学院。那个时代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英语底子薄。之前的中小学教育连基本的文化课都无法正常化，很多学校更是连英语课都不开设，学生的外语，基本都是靠自学。而当时的社会，恰逢改革开放初期，大量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，对英语的要求很迫切。整个社会都洋溢着学习外语的激情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拿着个小本子在背单词。
一入校，冯泾若就开始拼命学习英语，他常说：“我英语不行，我就怕我英语跟不上。”在矿上的时候，他就喜欢搞点小技术革新什么的，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极为迫切。升入了大学，更是贪婪地汲取知识，时间抓得特别紧，点点滴滴的时间都要用在学习上面。在校园，老师和同学们经常看到他每天走路都是小跑步，背个书包，一个小黄书包。
大学毕业后，冯泾若又考取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，后来分配到上海煤矿研究所，成为煤研所最早的一批高级工程师。
七七级和七八级，在中国教育史上，是一批特别的学生。他们不仅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，更重要的，他们开创了一个积极奋发的时代。用功，是那个时代的特征。在 80 年代的照片展中，人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学习的镜头。而在高校，这个特征则更为明显。当时，山东矿业学院并不是市中心，是农村供电线路，晚上经常停电。为了应付这种困难，好学的学生们都是自己备好蜡烛，一旦停电，就把蜡烛点上，继续学习。下午课外活动时间，都不肯离开教室，都在教室里学习。当时，宣传部有位姓严的老师，他有一个任务，就是课外活动时间到一个个教室里去轰学生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学生喊：“出去啊，都出去，不能在教室里学习了，老在教室里不行，要活动活动。”轰学生离开教室，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校园风景。
电自动化专业有个叫汪鸣的学生，福州人，学习也是出了名的用功。大学二年级要开电工原理这门课，他找到了我（我当时担任系主任）说：“张老师，这门课我能不能不上？”我很奇怪，因为电工原理是电气专业最基础的课程，比较难学的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我已经自学完了！”要知道，当时这门课的教材是西安交大新编的，连教这门课的朱老师也是刚拿到教材不久，同学们手中还没有。我不相信，他说，教材中的题自己都会做了。他把自己做的习题交给了我，我转给朱老师看。朱老师看过这些习题，立即对我说：“他不用学了！有些题，我都不准备讲了，可这些题他也全做完了！”
没有上电工课的汪鸣并没有闲着，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外语的小组，跟泰安广播局联系，买了一个留声机，几个人在一起学英语。后来，煤炭部跟英国有个合作项目，做矿山支架，要送一批学生去英国学习，要求各煤炭高校都要推荐。我知道汪鸣自学电工学原理，又在自学英语，就跟他说：“汪鸣啊，有到英国留学这么个机会，我推荐你去参加。”汪鸣积极性很高，可是，后来一了解，汪鸣的年龄有点超了。于是，学校就联系煤炭部帮他争取。经过努力，汪鸣终于参加了选拔考试（当时，全国煤炭高校共考上了3名学生）。
就这样，一批批拼命学习的学生走出校园，走向了社会，并以自己的优秀引起了社会的充分关注。记得煤炭部余部长说：“我到矿上去，怎么发现这些矿上的领导们大多是你们山东矿院的呢？”确实，前些年，矿务局的局长们、总工程师们很多毕业于山东矿业学院。记得 20世纪90年代，煤炭部调研毕业10年的大学生表现情况，兖州矿务局曾专门做过一个调查，并为省煤炭局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。调查以1977年以后这10年的大学生为对象。参与调查的人曾这样总结说：山东矿业学院的学生就是棒，就是能干，能团结，学得也比较扎实，很受欢迎。
1988年，学院筹备校庆，经费紧张。有人就开玩笑说，让张荷英去化缘吧，她的学生，不是正局长就是副局长了。
2016年6月，我看到一期《山东科大报》，报纸在第三版头条刊发了一条消息，说测绘学院两个“学霸”宿舍 12 名学生共同考研成功。其中，C5-638 宿舍的6兄弟中，左欣、张岱伟因学习成绩优秀保送读研，其余4人以此为激励，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任务就是对着课本学习，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；A1-312 宿舍的 6 姐妹则互相督促早起背单词、分享专业资料及高校信息，探讨学习难题攻克惰性。实在撑不住了，就一起去操场跑步。每次大家有所松懈，就有人高喊：“我们一定行，我们必须行，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，只有不努力！”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几十年的时空，瞬间被连成了一条线。从轰不走的学生，到频频出现的学霸宿舍，从我校已有3位校友成为院士（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），到数以十万计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校友，学习，已经凝聚成了这所校园的基因，正在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选自《科大故事①》（2016年9月出版）（讲述：张荷英 整理：孙善清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