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，我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。当时国家政策对毕业生的要求，就是尽可能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做一些具体的工作。于是我就填了一个志愿，到国家最需要我的地方去，到采矿最需要我的地方去——比如说，到东北，到西北，都可以。但由于那时我有了对象，组织上考虑到我对象到那里去会受不了，最后就让我到淮南煤校，当一名老师。
我是学采矿的，到淮南煤校后，正好教井下工程的老师年龄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不能上课了，学校就安排我去接他的课。尽管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，但组织上需要，我二话没说就顶了上去。教了不长时间，学校又专门找到了一位学建筑工程的老师，把我替下来，让我去上物理课。物理和我的专业距离更大了，更难上了。我还是那个想法，只要是组织上需要，我就应该去。于是，我就接受了教物理课的安排，一上就是好几年。为了上好物理课，我就向学校提出来，想到合肥工大进修，去听听人家的物理老师怎样讲课。通过半年的进修，我熟悉了物理课的教学，还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，后来，我还担任了物理教研室的主任。
几年后，有了专门的物理老师，我就开始担任矿井通风与安全课程的教学任务，这才算真正回到老本行上来。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。
后来，淮南煤校改成淮南矿院。再后来院系调整，把淮南矿院、江西矿院、山东煤矿学院合并成一个学校，即山东煤矿学院。我一直工作在教学一线。一项重要的教学任务是带实习，煤炭行业的实习，主要就是下井。下一次矿井需七八个小时，而且几乎每天都去。一般到现场实习时，一个组七八个人，按规定老师只有一个。我跟学生们一块下井，每个组都要照顾到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也和同学一起劳动。
就是在带队下井实习的日子里，1957年，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。爱人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在矿上带实习，也没有能回去，是学校的同事把她送到医院去的。我到了周六休息的时候，才去医院看望她。待了一天，周日又回到了矿上——学生都在矿上，总不能没有老师啊。现在看来，这种做法显得有些不近人情：老婆生孩子怎么不照顾她？但，那个时候，工作是第一位的，带实习是工作，照顾孩子等家庭事务是个人的事情。为了照顾爱人和孩子，我只好请人把母亲从上海接到淮南的医院来。
我来自上海，1956年到北方安徽省淮南市工作，慢慢也就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习惯。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一个月的工资是25块钱，很少。干了七八年之后，提升为讲师。讲师的工资也不到100块钱，一般的教师也就二三十块钱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——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10800元。那时大家的想法是，把工作做好，根本不考虑报酬，上面给多少就是多少，能够维持生活就好。
在教学之余，我编写出版了一本《矿井通风和安全》，成了全国通用教材，后来又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了全国统一《应用煤矿通风安全图集》的编纂工作。可以说，这两本书，尤其是第一本，是对我一生教学成果的总结。
我退休以后，学校要求我继续授课和开展科研工作。我同时还跟煤炭部签了个合同，经常到山西去上课。因为在那里煤矿比较集中。除了跟煤炭部签合同上课以外，我还在省内的几个煤炭培训机构上课，包括泰安市培训中心、兖州矿务局培训中心、枣庄矿局培训中心等。总计培训的学生大约有几千人，一个班的学生都有三四百人。他们对煤矿安全的培训非常重视，因为煤矿通风安全方面事故比较多，如果不注意的话容易发生事故。矿井通风要解决的问题，一个是注意瓦斯溢出。瓦斯很容易发生爆炸，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——即使不爆炸，如果瓦斯浓度高，氧气浓度就会低，影响呼吸。还有一个是煤尘事故。煤层开采的时候放炮会产生很多粉末，万一碰到火源也会爆炸。所以怎样保证风量，一个矿井需要供给多少风，矿井主要通风机的功率要多大，矿井主要通风机如何正常工作，怎么防止瓦斯爆炸（一旦发生瓦斯爆炸，如果通风机崩掉，矿井不通风，后果就严重了），怎样才能保护主要通风机不被破坏掉等等这些问题，对煤炭安全生产来讲，非常重要。所以，我就在培训班上反复给大家讲，讲避免事故的科学知识。我想，尽管我已经退休了，我还有义务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线的工人，同时将科研成果付诸实施，这也算是为煤炭安全生产发挥我应有的余热吧。
（范明训：通风安全专家，现已退休。）（讲述：范明训 整理：许志伟）
